孫文一生最大的錯事就是『聯俄聯共』這個事。孫文原本想著,憑藉俄共的力量來締造共和,沒想到結果是引狼入室,毀我華夏,斷我血脈,以致鑄成大錯。
使君俠膽問宿因
蒼茫大地起風雲
中華不死歸寒夢
百年一嘆罪孫文
大意是說,中華大地上百年內的風雲變幻,孫中山的罪過實在不小。
和我們今天關係最大的一個天機:
水蛇生,水蛇死
掐指一算,中歷一甲子
中華雖歷劫,不死再逢春
四代之後,分合乃定數
孫文造的孽,終歸有個了結
這幾句謎一樣的話,大意是說,當前的政權會栽在一個出生於水蛇年的人手上。從時間上來講,也就是一位1953年出生的人,現政權滅亡的時間,大約是在這個人60歲以後。歷經中共四代領導人之後,孫文引入共產黨所帶來的禍患,終歸有個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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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静
2026年3月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面对全世界的直播镜头时,一脸肃杀,说出了一个消失在尘埃里70多年的、极具神秘色彩的军事术语。他说,面对那些流氓政权,我们不再克制,我们要——“放出蒋介石”(Unleash Chiang)。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什么叫“放出蒋介石”啊?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词感到陌生。为什么卢比奥要在这个决战的节骨眼儿上,提起蒋中正先生呢?我们要把时间回溯到1953年。
那一年,韩战刚刚结束,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入主白宫。当时的美国共和党鹰派们,憋了一肚子的火啊。为什么?因为在杜鲁门时期,为了所谓的“防止冲突扩大”,美国第七舰队实际上是在台湾海峡搞“中立化”,既拦着中共打台湾,也拦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觉得自己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共这个“人海战术”搞得太惨了,却又自缚手脚。
于是,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国会大喊一声:“别再拦着蒋介石了!让他的军队打回去!”这就叫做“Unleash Chiang”——松绑蒋介石,释放蒋介石。
这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彻底抛弃了对红色中国的幻想,彻底放弃了绥靖政策。美国人明白了,跟流氓是讲不通道理的,只有拳头和实力,才能让他们听懂人话。当年压制蒋介石、间接扶植了中共,导致美国在韩战付出了几万名年轻士兵生命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卢比奥再次喊出这句话,绝不是心血来潮。因为今天的伊朗,今天的德黑兰,就是当年的冷战死敌,就是那个躲在“免疫地带”后面搞核武器、屠杀人民、输出恐怖主义的毒瘤。
卢比奥在简报里说得很清楚:这帮神棍政权,在街上屠杀自己的百姓,在暗中开发核武器,威胁邻国。美国忍太久了。现在说“放出蒋介石”,其实就是对德黑兰,以及伊朗背后那个更大的邪恶轴心——中共,进行最后的死刑宣判。我们不再跟你玩什么外交辞令,不再搞什么“红线”游戏,我们要像当年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样,直接把你的老巢给掀翻!
这一次,美国不是说说而已。
在行动开启的头48小时内,美军已经打掉了伊朗境内超过1,250个战略目标。大家想像一下那个画面: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起飞的B-2“幽灵”隐形轰炸机,跨越40个小时的航程,就像死神一样悄无声息地降临。它们携带的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重达2,000磅、甚至更重的巨型钻地弹(MOP),直接把伊朗深埋在山体里的核设施炸成了废墟。
与此同时,地中海波斯湾海域,福特号、林肯号两大航母战斗群,数百架F-35C和F/A-18“超级大黄蜂”像狼群一样涌入伊朗领空。
别忘了,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代号为“咆哮狮子”的配合行动。200多架以色列顶尖战机与美军无缝对接。分工极其明确:美国负责“致盲”,打掉伊朗所有的防空雷达和指挥系统;以色列负责“点穴”,精确清除德黑兰核心地带的军政首脑。
根据最新的战报,伊朗的通讯中心已经瘫痪,最高层建筑冒出滚滚浓烟。卢比奥甚至暗示,这是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情报显示,伊朗正准备对美军基地动手,既然你要动手,那我就先让你消失,让你永远动不了手。
然而,当这句“Unleash Chiang”响彻云霄的时候,不禁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讽刺意味。
当年,当美军喊出这句话时,无数撤往台湾的国军将领、无数热血男儿,以为反共复国就在明天。那是老一辈国民党人最后的热血和执念啊!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时刻准备牺牲的精神。
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美国国务卿再次喊出蒋公的名字,再次召唤那种对抗极权的勇气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现状。曾经那个誓言反共复国的国民党,如今在台湾的政坛上,在很多议题上显得畏首畏尾,甚至有人公开与对岸的那个极权政权眉来眼去,搞什么“避战谋和”,实则是变相的绥靖。
卢比奥这一嗓子,等于是狠狠扇了那些还在搞绥靖、还在幻想跟共产党“一家亲”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美国人这是在告诉全世界,也是在警告台湾:在对抗全球极权轴心的这场战争中,美国不再需要犹豫不决的伙伴,美国要的是“史诗般的愤怒”,要的是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即使退守海岛,依然敢于对抗庞大红色帝国的铁血政权!
卢比奥是在对台湾喊话:请找回当年的骨气,像当年的蒋公一样有决心。只有你自己想站起来,盟友的手才能拉得住你。
在这场行动中,卢比奥用了几个非常关键的词:Take apart(拆解)和Defang(拔牙)。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军这一次的目标,绝不是简单的“惩罚”或者“威慑”,而是要彻底废掉这个政权。
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井?炸了;无人机生产基地?炸了;革命卫队指挥部?炸了。
卢比奥甚至公开向伊朗人民喊话,希望他们能够推翻德黑兰的统治。朋友们,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这是在“人工诱导”一场政权更迭。美国要消除伊朗躲在所谓“主权”背后威胁世界的免疫能力。
伊朗内部的怒火也已经到达顶点,神棍们的日子屈指可数。当外面的大门被美军踢开,里面的火山就会喷发。
“放出蒋介石”,这个词在70年后重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美国试图通过谈判、通过经济利益、通过妥协来维持虚假和平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卢比奥的狠话,背后是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灵魂苏醒的美国。
伊朗神棍政权的倒计时已经归零了。那么,大家不妨想一想,作为“邪恶轴心”的老大哥,作为这一切动荡背后的总导演中共,此刻在中南海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早已瑟瑟发抖。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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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6年,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多月,我们见证了中共的“老朋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特种兵抓捕;见证了中共的“老朋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美以联军击毙;现在,我们正在见证与中共声气相求的“好兄弟”——伊朗独裁政权在正义之锤重击下走向最后的毁灭。
这次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美军和以军分别叫作“史诗之怒”和“咆哮雄狮”。
这两个名字代表了此次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罕有的份量。它是冲破历史暗夜、迎接世纪光明、再造人类辉煌的英雄传奇。它包含了神明指路、雄狮威猛、所向披靡、扭转历史进程的深刻意义。
伊朗独裁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输出恐怖,手上沾满鲜血,是伊朗人民之敌,中东人民之敌,世界人民之敌。美国曾经对它“绥靖”了47年,现在由第47任美国总统川普来终结它;以色列曾对它“扬汤止沸”却没有“釜底抽薪”,现在则由内塔尼亚胡总理来终结它。
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已进行到第6天,全世界见证了全球第一军事强国——美国,以及中东第一军事强国——以色列,强强联手,对伊朗独裁政权发起了压倒性的降维打击,可谓史无前例,无与伦比。
美以训练有素的男女军人以超一流的武器装备,从太空到空中、从陆地到地下、从海上到海底、对伊朗独裁政权实施致命解体行动,把许多军迷惊得目瞪口呆。
这里,著重谈一谈此次美伊联合军事行动对中共的五大冲击波。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或许没有读过这首唐诗,但是,他们在此次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中,就是这么干的。
2月28日开战的第一天,美以联军就消灭了包括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40名高级官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伊朗任命一个继任者,这个继任者马上成为下一个被斩首对象。现在,伊朗独裁政权最重要的高官几乎都被斩首了,其指挥链已彻底断裂。
有评论形容:“从这几天伊朗高层纷纷被斩首来看,在美以联军的眼里,德黑兰政权已经完全是‘透明’的。你提拔谁,谁就是下一个‘要先走的领导’;你把指挥部搬到哪,哪里就是下一个弹坑。”
美以斩首行动的关键,不仅在于谁被斩首了,而且在于美以是如何获得这些伊朗高官出没的确切信息的。除高科技手段外,最关键的原因,是这些伊朗高官身边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的“内应”。这些“内应”随时随地把他们掌握的伊朗高官的绝密信息提供给美国CIA和以色列Mossad。
对于中共而言,这是最可怕的。
中共走到今天,党内大清洗,军内大清洗,对失业工人、失地农民、退伍老兵、公民记者、维权律师、金融难民、民营企业家、异议人士、天安门母亲、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上访民众、香港人、新疆维吾尔人、内蒙古人、西藏人等的持续打压,树敌无数。
古人云:“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中共以高压和欺骗对待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那么,反过来,中共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中共与美国干起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可能成为美国的“内应”。今日发生在伊朗高官身上的事,明天可能发生在中共高官身上。
中共是伊朗廉价石油的最大买家。
据《亚洲时报》报导,2025年,中共每天进口约138万桶伊朗石油,约占中共海运原油进口量的13.4%,使伊朗成为继俄罗斯、沙特之后,中共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中共购买了伊朗约80%至90%的原油。随着美以联军攻势不继加强,如果伊朗石油供应中断,中共将不得不从其他来源购买更多更贵的石油。
位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与阿拉伯海的唯一水上通道,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现在已处于封锁状态。据专家估计,这将威胁中共每天逾700万桶的中东原油采购。
伊朗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
2021年,中伊签“25年战略合作协议”。中共承诺25年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涵盖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医疗与资讯技术等领域,但迄今投资约为1.8亿美元。随着伊朗政局大变,中共4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可能变废纸。
中资在伊朗在建与运营项目投资约2384亿元人民币,也可能血本无归。
中共在伊朗北阿札德甘油田、亚达瓦兰油田、彩虹油田,累计投入逾300亿美元。铁路包括德黑兰-哈马丹-萨南达季铁路,投资53.49亿元人民币;设拉子至布什尔铁路,投资50亿元人民币;克尔曼沙赫至霍斯拉维铁路,投资35.3亿元人民币。公路有德黑兰北部高速一期,投资2.57亿美元;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扩建,投资27亿美元,2023年新建2条跑道与2个航厦。恰巴哈尔港配套基建,金额虽未披露,也可能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些投资都可能“打水漂”。
中共在失去委内瑞拉廉价石油和伊朗廉价石油后,现在唯一的廉价石油来源是俄罗斯。一旦俄乌战争停火或签署和平协议,中共获取廉价石油的三大来源将被堵死。这对于经济持续恶化的中共来说,打击之大,超乎想像。
去年11月,伊朗曾公开展示中共的先进雷达系统,包含JY-26远程反匿踪雷达和JY-10防空指挥控制系统。去年底、今年初,伊朗引进多套被中共吹嘘为“最先进”的YLC-8B型超远程反隐身雷达系统。伊朗还部署了多套中共的HQ-9B防空系统,以及红旗-7、红旗-9防空系统等。
但是,在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中,伊朗购买的中共最先进的防空系统,全都成了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摆设。
伊朗哈梅内伊政权对以色列、中东、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就是它可能制造并使用核武器。
伊朗的核技术、核材料、核设备、核人才来自哪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共。早在1990年,中共就与伊朗签订秘密核协议。1991年,中共将铀出口到伊朗。1992年9月10日,中共与伊朗签署为期15年的核合作协议。伊朗最大的核研究中心——伊斯法罕核研究中心,就是中共援建的。
2026年3月2日晚,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官员在上个月的协商中,将其拥有460公斤、浓度为60%的浓缩铀作为谈判筹码,并称这些浓缩铀可生产11枚核弹。
此次美以联合军事行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去年6月的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和此次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已经并正在对伊朗所有核设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伊朗的导弹系统与中共也有密切关系。
近日,美国调查记者Peter Schweizer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说:“每一枚伊朗导弹上,都有中国的指纹。”
据报导,从固体燃料推进剂、发动机部件,到碳纤维复合材料、精密制导组件,再到技术培训与工程支持,伊朗导弹工业背后,大量关键技术都来自中共。
伊朗的Shahed系列无人机、Fateh与Zolfaghar弹道导弹,原本的计划是2027年储备5000枚导弹,2030年突破10,000枚,这是德黑兰构想中的“区域威慑库”。
结果呢?在美以联军的降维打击下,伊朗整个导弹体系被直接打残,多年积累,正在归零。
伊朗是中共全球反美战略在中东的关键支点。
自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争霸。中共欲打破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建立一个由中共主导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反美独裁政权,是中东针对以色列、美国的各种恐怖组织,比如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库尔德工人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等的恐怖活动的最大支持者。
长期以来,伊朗支持恐怖组织搞的各种恐怖活动,不断分散美国聚焦中共的注意力,使美国长期陷入摆平这些恐怖袭击的战乱中。这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因此,伊朗自然成了中共在中东联合反美最重要的“盟友”。
美以联手对伊朗史无前例的军事打击,正在改写中东地缘政治版图。此次美伊军事行动必将导致伊朗独裁政权的垮台,一个亲美国、以色列的新伊朗可能在战后诞生。
这样,中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中东反美战略支点将被拨除,中共利用伊朗在中东不断搅局导致美国被迫陷在中东泥潭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
从目前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的态势看,此战不会变成一次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是一次一方拥有绝对优势、另一方几无招架之力的碾压似军事打击,不会持续太久,最终必将以美以全面胜利而告终。
3月3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美国国会出席简报会后,谈及伊朗局势时说:“接下来几小时或几天,我们会Unleash Chiang”,“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空军将瓦解(伊朗)这个恐怖政权、削弱它的实力,使其无法威胁邻国,也无法躲在安全区后发展其核野心。”
“Unleash Chiang”是美国冷战时期的一个政治口号,直译过来,就是“给蒋介石松绑”。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强硬派提出了这个口号,意思是,不要再限制、约束蒋介石了,应该允许中华民国军队从台湾反攻大陆,放手让蒋介石直接对中共开战。
卢比奥此刻讲出这句话,最表面的意思是,让美以联军在伊朗放手大胆地干,不要被过去的所谓“政治正确”束缚手脚,要给美以联军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限和行动自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随着伊朗对中东的威胁被系统性瓦解,美国就可以迅速将强大的航母打击群和空中力量部署到印太地区,遏制中共。
等到中东局势尘埃落定,美军很可能迅速完成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中共武统台湾的“戴维森窗口”可能彻底关闭。到时候,中共将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军事包围之中。
所谓“戴维森窗口”是指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于2021年曾预测,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现在突然提到几十年前的一个政治术语“Unleash Chiang”(给蒋介石松绑),或许也是对台海局势的一个暗示。如果中共胆敢武力犯台,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放手一搏。
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发起后,把中共急坏了,把中共外长王毅忙坏了,到处打电话,到处呼吁:这仗打不得,必须立即停战。
美国知名记者施韦泽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对中共掀起海啸式的冲击,不仅油没了,钱没了,面子也没了。
其实,更关键的冲击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共担忧:马杜罗倒了,哈梅内伊倒了,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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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龙山
1925年3月12日,国父孙中山在北平与世长辞。就在全国哀悼之际,一份《致苏俄遗书》横空出世,要求全党“与俄并肩作战”。这份“遗书”确立了“联俄容共”的基调,直接导致了后来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与中共的迅速壮大。如果当年孙中山神志清醒,他真的会把中国的前途,讬付给那个他曾多次提防的苏维埃吗?
这不是一份遗书,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谋杀了孙中山最真实的民主梦,将中国推向了红色的十字路口。这份决定了此后百年中国国运的文件,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惊人真相。
在中共的官方史书中,宋庆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国民党的遗憾中,她是背叛家门的总理夫人;但在解密的历史档案与专家眼中,她更像是一个被苏联与中共联手精心包装、用来摧毁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工具人。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平协和医院病危期间,其意识状态已极度虚弱。当时的权力核心并非围绕在孙的遗愿,而是在于如何“定调”未来的政治路线。至于孙中山最后的写的《致苏俄遗书》,据悉并非其本意,而是由鲍罗廷起草、汪精卫润色,并由宋庆龄在旁劝说签署。这份遗书确立了“联俄容共”的基调。当时党内元老如胡汉民等人对此遗书极度怀疑。但宋庆龄作为夫人,在现场的政治影响力巨大。在鲍罗廷的运作下,这份文件被包装成孙中山对苏联老大哥的“最后告白”。
当时,孙中山已因肝癌陷入昏迷。据医院内部流出的传闻,汪精卫与鲍罗廷早已在隔壁房间准备好了多份草稿。他们需要的不是孙中山的叮嘱,而是一个“招牌”。这份遗书并非孙中山口述。外界传闻这份文件最初由苏联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以英文起草,汪精卫随后将其译成中文并进行修饰,使其符合孙中山的语气。
当时孙中山已无法握笔,宋庆龄与苏联势力为了确保“联俄容共”路线不被右派(如胡汉民)推翻,在病榻前极力劝说。孙在神志模糊、半推半就的情况下,由他人扶手或在极度勉强下签字。据内部会议记录与党内元老私下谈话,孙中山当时最担心的其实是北方冯玉祥的动向,而非苏俄的盟友关系。遗书中那句“我已嘱咐国民党长此与你们提携”,被视为鲍罗廷为了确保苏联在华利益而强行塞入的“政治保单”。这份遗书也确立了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导师”地位,为中共后来的渗透提供了保护伞。
宋庆龄在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实际上已受共产国际指派。据传在1930年代,宋庆龄曾向共产国际申请入党。虽然为保密其“国母”身分未公开,但她在党内被视为“具有特殊地位的同志”。 一份流出的早期统战会议记录显示,周恩来曾评价宋庆龄:“她一个人能起到的作用,是我们在国统区布置一百个地下党支部也换不来的。”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的地位被中共极度推崇。中共当时的力量尚小,必须依附国民党。但中共发现,只要控制了宋庆龄的发言,就能对外宣称自己才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正统继承者,进而指责蒋介石为“叛徒”。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指出,宋庆龄在二战期间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名义上是抗日,实则大量将海外捐款与物资导向延安,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战略欺骗。明教授分析:“中共夺权靠的是‘骗’与‘斗’。宋庆龄就是那个最大的‘骗’。她用孙夫人的光环,为中共的暴力夺权披上了‘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合法外衣。”
明居正还特别强调,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本是“联俄前提下的容共”,即苏俄必须保证不在中国实行共产制度。然而,这份遗书却将其简化为无条件的亲俄,成为日后中共夺权的合法性来源。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当时掌握着广州政府的财政与军事命脉;遗书的出现是为了在孙死后,确保继承人必须走“亲苏路线”,否则将失去苏联的援助;这本质上是一场“外交契约”伪装成“个人遗嘱”。程晓农也点出,宋庆龄在1927年宁汉分裂后拒绝蒋介石,并非因为蒋背叛革命,而是因为蒋阻碍了苏联赤化中国的脚步。
前美国国务卿办公室首席中国政策规划顾问余茂春也指出,中共一直利用这份遗书来证明自己是孙中山“真正的传人”。但从历史档案看,孙中山晚年对苏共的暴力倾向已有警觉,这份遗书的语气与孙一贯的儒家及民主思想极度不符;中共利用宋庆龄、西方对“孙夫人”的崇拜,成功误导了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让美国以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他分析称:“中共利用宋庆龄在西方的名声,进行了极其成功的‘战略欺骗’。她利用‘保卫中国同盟’等组织,向美国与国际社会传递一个讯息:中共是民主的、是土地改革者,而蒋介石是独裁的。这直接导致了二战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动摇。”余茂春强调,宋庆龄在英文媒体上的发言极具煽动性,她利用国际舆论向蒋介石政府施压,是典型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荡”手法。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分析认为,1949年宋庆龄留在中国大陆并参加政协会议,是中共“法统夺取”的最后一块拼图。没有宋庆龄,中共很难在国际上自称是孙中山的传承者。因为中共需要一个“孙中山的符号”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孙中山的事业已经由毛泽东继承,这是一场深具欺骗性的“簒政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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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昌海
按:岁在丙午、丁未,古语谓之“赤马红羊劫”。在传统干支纪年的玄学与历史轮回中,这两年常与政权动荡、社会巨变相关联,仿佛隐约预示着某种不可名状的危机周期。随着2026年与2027年的轮转,这种关于劫数的谶语在时代暗涌中再次带来警示。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与社会矛盾的激化,那套所谓的“井冈山精神”,正伴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回潮,被官方重塑为应对危机的“救命稻草”。然而,当权者试图通过召唤“暴力革命”的阴魂来固守秩序、平息民怨时,却似乎遗忘了这套暴力逻辑的核心:那曾经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红色基因,其本质始终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在经济焦虑加剧、官民隔阂加深的当下,重拾这“最危险的遗产”,究竟是为政权续命的“强心剂”,还是可能会召唤出名为“群众运动”的反噬风暴?2026年,“赤马红羊”的预言与激进的意识形态回潮重逢,当代中国或许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前些年大陆官方媒体的舆论取向,似乎要让“毛泽东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井冈山精神”又是“毛泽东主义”的重中之重。《华尔街日报》日前评论说,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退却,毛泽东主义卷土重来,大陆社会则不时发生群体性抗争,包括政府机关遭攻击、被引爆;评论说:在中国统治圈内,中共和群众有距离已经不再引起争议,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明显的共识。评论说,目前的领导层正在大力依赖两套老把戏:加强社会维稳及宣传。而这两套老把戏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正时兴,左派正努力把中共推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人士指出,面对中东、北非的民主革命,大陆当局加强社会控制,受欺压的民众面对官僚体制和特权,感到无奈无助;加上扼杀了政治体制改革,让不少群众怀念毛泽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群众运动”。
但当局是否想过,如过度崇毛,可能给中国特别是官方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
先分析所谓的“井冈山精神”。美国华人学者谢选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的精神!“井冈山精神”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苏联殖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华民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泽东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毛泽东本人,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国家分裂者”,比当今的台独、疆独、藏独过之尤甚。
大陆著名学者、新浪博主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
吾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1950年代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到了1960年代,作为“参加工作”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180度的弯,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
张云初说: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毛泽东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
人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形态。同时人们也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在现实中,当局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是迫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让步,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自觉。从俄罗斯的解密的前苏共档案之中,人们知道从1922年到1927年,苏共每年给毛泽东的活动经费平均是在20万块钱,5年不过是一百万块钱,却使中国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售价不到一块钱。
笔者也在《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反共?》一文中曾说,实际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蒋介石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蒋介石当时就断定。“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蒋介石说,苏俄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所以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蒋介石说,他综括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于是,1927年4月蒋介石决定“清共”。“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就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毛泽东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3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鼓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还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独秀头上。
1927年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周恩来组织队伍举行“南昌起义”,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6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毛泽东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18日,毛泽东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据说毛泽东迟到4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而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3天,逃兵就去了3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30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不可能绕到湘南。于是毛泽东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8月31日,毛泽东离开了苏联领事馆,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泽东率领3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14日,3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泽东就传令要他们退兵改道,3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泽东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泽东,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泽东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泽东以党的名义要他们,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数千部队只剩下了6百人。毛泽东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泽东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泽东。他请毛泽东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泽东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泽东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泽东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泽东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3天后,毛泽东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据当时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2月21日,在碧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3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
自从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泽东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泽东的首创。但毛泽东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甘拜下风,让毛泽东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泽东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泽东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指定毛泽东到上海开会。毛泽东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干脆装聋子。1927年11月14日,毛泽东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中央函告湖南省委:毛泽东“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碰巧的是,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直到1928年3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但毛泽东对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泽东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泽东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为此毛泽东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3层木头宝塔,螺旋着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碧市。而毛泽东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米花园的书院,为方圆3县的最高学府。楼上3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泽东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15个月,进山只有3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泽东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
来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有了新欢:他的第3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18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贺子珍原名“桂圆”,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16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贺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毛泽东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1928年初,毛泽东跟贺子珍结婚了,而这时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却在长沙为毛泽东坐牢。
1928年4月,毛泽东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41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36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毛泽东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被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是因为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残忍。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着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这个时期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还修了“红场”。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但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泽东不狂热,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泽东的所为不谋而合。毛泽东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尤其是这时候,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共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上述,是“井冈山精神”基本由来和概况。
和毛泽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1929年4月25日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蒋介石说,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
蒋介石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
用蒋介石当时的言论对照毛泽东的“井冈山精神”,人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然,历史上蒋介石的清党,也是充满杀戮和暴力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若现在的当政者面对遍地暴动,恐怕杀戮和暴力程度比蒋介石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当政者明知“井冈山精神”是暴力渊薮,却还是大张旗鼓地鼓噪之,难道嫌如今的中国大陆民怨还不够深重,要号召人民赶快行动起来将自己推翻掉?!或者是号召人民现在要像井冈山时期一样去打土豪劣绅、“吊羊”“绑票”?!
记得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感慨万千地说: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下山以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藉批判“海瑞罢官”向“走资派”夺权,隔年开始中国十年文革浩劫。所以,别忘了,“井冈山精神”与“文革精神”,又是血肉连体的精神!
当前大陆情势,对于“井冈山精神”,各阶层可说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也就是说,领导层有其“促三保”寄望,崇毛知识分子及一些民众则想做为对抗现实社会不公的武器。在这一现实环境下,如果仅将其视为“圣经”,对全社会影响之大,终究会出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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